期刊名称： 日语学习与研究 创办日期： 1979 主办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刊期： 双月 电话： 010-64492401 010-64493203 Email： ryxxyyj@vip.163.com 国内统一刊号(CN)： 11-1619/H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2-439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市监广登字20190017
语义是语言的核心，研究语言就是研究语义。语义承载着人类思维、情感与经验的交际功能，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模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探讨了语义的本质特征即语言背后的深层含义。文章首先阐释了语义的重要性，解释了何为语义的本质特征，然后通过分析语义的符号性、组构性、抽象性、动态性、认知性、文化性等特征，揭示了语义在言语交际中的复杂性与核心作用。最后，本文提出深入理解语义的本质特征，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运用语言，促进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
当前国内外研究多关注语言因素对二语惯用语理解的影响，而对文化因素的探讨相对不足。汉日形式概念对应性、语义透明度及语境三者共同影响二语惯用语的加工过程。针对日语学习者的调查结果表明，其对日语惯用语的理解过程遵循“形式概念对应性>语境支持>语义透明度”的加工层级：形式概念对应的惯用语无需语境支持，而形式或概念错位时则需语境提供补偿性线索；无论语义透明度高低，语境均能显著促进加工，但高透明惯用语在语境条件下的获益更大。基于上述发现提出“概念适配→语境补缺→透明增效”级联加工模型，强调语义的文化属性不仅渗透于惯用语加工的每一层级，更通过调节认知资源分配，成为贯穿级联模型的隐性线索。
习语作为语言中承载文化内涵的独特表达形式，是洞察民族认知方式与社会文化心理的重要窗口，本研究旨在探讨中意两国习语在语义层面如何反映各自的文化特质。通过整合具身认知及文化语言学理论，采用对比分析和习语语料库进行词频统计的方法，研究发现：中意习语均深刻体现了具身认知的基础，大量借用身体部位、感官经验及物理世界的意象来建构抽象语义，但两者在具体表达形式及文化赋义上存在显著差异。汉语习语鲜明地映射出“差序格局”的文化模式，强调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等级秩序以及“人情”“面子”等社会交往规范。而意大利习语则集中体现了“团契家族”模型中的双重社会逻辑，即以家庭为核心的纽带作用与契约性团体合作的互动模式，反映了家庭至上、集体荣誉、成员忠诚及社会表现（如“bella figura”）等文化价值，两国习语所承载的文化图式和文化范畴展现出明显的文化特异性。本论文系统地将具身认知理论、文化语言学理论与社会文化模型相结合，旨为习语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融合性研究视角，通过对具体语料的实证分析，既可深化对习语文化语义生成机制的理解，也可为中意跨文化交际和语言教学提供理论参考。
国内外学界高度关注日本政府采取的对日FDI的管控政策，但通过吸引外资以提升本国高技术创新能力亦是日本强化经济安全的建设性举措。当前，日本对内投资促进战略以数字及绿色等高技术产业作为核心引资领域，以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作为引资发展目标，以增进地方投资为重要引资任务，以强化经济安全作为根本的引资指导思想，打造以主要城市为枢纽的创新生态圈。日本政府期冀利用FDI重启经济增长引擎，巩固技术竞争优势，吸引人才聚集以缓解劳动力不足，振兴地方经济以调整分配格局。然而，严格的投资管控降低了日本对FDI的吸引力，经济安保政策也使得部分在日上市企业剥离敏感业务，与此同时，日本引资政策中技术引进与技术保护的对立矛盾凸显，日本引资政策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观察。
剖析日本在“印太战略”中的多重身份追求，厘清其身份建构与战略实践互动中受到的制约因素，可为理解印太地缘政治视角下日本国家利益的变动提供新视角。在“多重+分层”的国际秩序格局下，日本希望借助“印太战略”追求政治大国、秩序主导者和价值观捍卫者三重身份。其中，政治大国是根本的国家目标诉求，秩序主导者是政治大国的具体呈现，而价值观捍卫者是实现印太秩序构建的重要抓手，三者共同服务于日本的国家对外战略。但其大国身份追求缺乏外部共识，东盟等区域组织对其主导性地位存在疑虑，在非对称性日美同盟框架下难以获得美国的全面认同与支持，以价值观划分阵营的僵化思维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发展。
在数字技术与全球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面临重塑全球文化话语权的历史机遇与现实挑战。本文以李子柒现象与《哪吒2》为研究案例，探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战略意义、现存困境及创新路径。研究指出，二者通过生活美学的情感共振与神话叙事的技术赋能，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壁垒，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新范式。当前传播面临西方话语霸权下的“文化他者”困境、文化同质化与创新不足、传播渠道及理论短板等问题。未来需坚守人民主体性，推动技术与文化深度融合，构建“全球价值共振”传播策略，以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为文明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挺膺担当。
巴蜀禅僧在南宋对日交往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希叟绍昙尤为突出。其语录现存与日本僧俗交往的尺牍2篇、偈颂7首，是研究南宋禅僧对日交流的重要史料。尺牍部分集中展现了希叟绍昙对禅宗东传的关心：他在与北条时宗尺牍中，倡导日本武士阶层践行中国士大夫的禅修实践；在致俊侍者尺牍中，表达了对《别山四会语录》在日本传播过程中被误读的担忧。偈颂部分为希叟绍昙与入宋日僧的思想互动，其中所见“大唐—日本、扶桑”的地域对举，象征中日禅脉的贯通，延续了无准师范一脉法系“禅宗无国界”的理念，深化了中日之间的禅学文化互通。
在1945至1950年间，日本的翻译场域中英语及其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进入1950年后，来自中国的读物在日本的翻译场域中持续活跃。通过广泛调查文献可以发现，中国读物之所以受到日本知识分子和民众关注，除了读物内容展现出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风貌外，还因为读物发挥了中日两国间知识分子交际功能、俄语社会科学思想中介功能和反帝反殖民思想的象征功能。中国读物动员了日本民众的潜在力量，向日本民众昭示了和平、独立、自主的第三世界的可能性。尽管日本在政治上始终深受保守主义传统影响，但民间的左翼思潮风起云涌，被译介至日本的中国思想资源切实影响了日本战后的精神世界版图。
《共产党宣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首个纲领性文献，其在日本的早期译介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本土化建构，也为东亚传播奠定了话语范式基础。本文通过对《共产党宣言》诸日译本中重要概念译词的历史考释，探究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日本的本土化建构轨迹。研究表明，这一建构过程呈现出几点显著特征：首先，首部日文全译本通过继承明治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以来的既有译词并创制新译词，奠定了话语体系的基本框架；其次，理论认知的深化推动译词从描述性表述向规范化范畴转变，实现语义精确化与范式转换；最后，不同时期译本的差异既体现了理论共识的凝聚，又保持了历史适应性。这一以译词创制与演变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建构过程，本质上是本土传统、译者认知与社会历史互动的结果，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
编订名词馆是晚清政府设立的唯一一个专门的名词统一机构，也是近代官方大规模统一名词的首次尝试。其设立的初衷是规范新名词、抵制日译词的影响，且聘请了试图自制译名以“对抗”日译词的严复任总纂。然而，编订名词馆的物理学名词大半来自以日译词为主的著作，其中虽然也对大部分原词进行了“严复式”、本土化的改造，但经过调整后的词汇基本未被沿用。编订名词馆是晚清士人为了将西学与中国传统对接，形成中国本土化词汇体系的一次重要尝试，却也从侧面印证了日译词在清末的广泛影响。
田口卯吉是日本明治时代的著名民间知识分子。作为日本文明史学的奠基人，他对欧洲文明史学与中日传统史论进行批判性继承，创造了独特的“开化史”体裁。在《支那开化小史》一书中，他以“抨击专制”的历史哲学为引导，梳理了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发展历程及其弊端，但其自身的多重身份和对社会现实的过度关照也使书中出现了诸多谬误；此后，他又以“时势论”的形式表达了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主张对中国进行自由帝国主义式的殖民扩张。在自由贸易受阻，甲午、日俄战争相继爆发之际，他转而对当局的战争方针采取顺应、鼓吹的态度。田口卯吉作为民间学者，既有中国史著作问世，又通过报刊杂志发表对华政治评论，影响范围兼涉学术与社会思潮，在明治日本中国学系谱中占据了独特地位。
现代民族国家母体的形成离不开各自书写语言的独立过程，将这一课题置于近世日本，则体现为汉字文化圈中把表音性的文字置于优越位置的语音中心主义。以新井白石、本居宣长为代表的近世思想家在阐释记纪神话时致力于从汉字记载的文本中找到上古流传的“声音”，在训诂中发现“神代”叙事对应的民族起源。这一思想脉络体现在二人以“言”正“名”的神代卷释读方法、对古代国家形态的自他认识以及本国之“道”与“圣人之道”的比较。虽然二者最终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但都是在排除中国这一“他者”的底层逻辑下，构建出一个符合自身预设的“古代”，作为一种文化自觉意识纳入近世日本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