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名称： 日语学习与研究 创办日期： 1979 主办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刊期： 双月 电话： 010-64492401 010-64493203 Email： ryxxyyj@vip.163.com 国内统一刊号(CN)： 11-1619/H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2-439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市监广登字20190017
七七事变后，“笔部队”作为日本内阁推进战争宣传的棋子，以狭隘的“文学报国”观念争当军国主义的吹鼓手，精心编织“圣战”的谎言蛊惑民心、煽动战争，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与报纸的推波助澜密切相关。《朝日新闻》作为日本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抛弃了“不偏不党”的立报方针，转以国策和利益为导向实施战争协助行为，昧心书写“笔部队”的“合理性”，战后亦缺乏必要的反思，对此中日两国相关研究仍然留有深化的空间。因此本文基于《朝日新闻》数据库（朝日新聞クロスサーチ），探究发现《朝日新闻》主要对“笔部队”采取聚焦女性作家报道、“议程设置”固化形象、虚假宣传伪造“真实”、双向对话引导舆论四项宣传策略，进而试图论述其产生的恶劣影响即侵华迷梦的泡影、女性主义的畸变和战时文学的衰弱，为明确战争责任问题、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提供有效的思路。
在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中，除了直接占领殖民地外，划分势力范围也是一种常见的侵略手段。19世纪末，山县有朋从西欧了解到“势力范围”知识，并利用自己的首相身份，在1890年的《外交政略论》中正式将“势力范围”知识转变为日本的国防理念。此后，日本开始在东亚场域中探寻“势力范围”政策的实践边界。通过朝鲜、中国案例，尤其是综合考察1899、1900年两次“门户开放照会”后，日本发现列强在东亚构筑势力范围，与列强宣称的门户开放原则并不相悖。在了解西方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规则”后，日本开始在华构筑势力范围，走向形塑无形帝国的道路。
聚焦学界对“Brown&Levinson面子理论”重“个人理性”而轻“社会惯例”的质疑，以van Dijk“话语-认知-社会”理论为依据，从“意图”与“语境”两个维度对B&L模型提出修正。其后，利用7篇小说中的801句语料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实证分析了“意图”变量“社会距离”“相对权势”，“语境”变量“性别”“情境公开性”“年龄”对交际者日语礼貌顾及表达的影响。研究表明：“意图”维度变量“社会距离”“相对权势”、“语境”维度变量“性别”“情境公开性”影响显著，“年龄”影响不显著。该结果既表明了原始B&L模型对“意图”维度构建的部分普适性，亦证明了添加“语境”维度修正的必要性，反映了礼貌文化的共性与差异。
本研究以明治时期的文豪夏目漱石的代表作《我是猫》《从此以后》《心》为例，从中抽取出1608例隐喻表达，并基于概率云模型对这些隐喻表达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漱石在构建隐喻时，多选择抽象物、人和事件结构等作为隐喻的目标域。2）漱石所处的时代背景、其本人的人生经历、价值取向以及广博的知识结构对其隐喻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3）漱石隐喻的源域高度具象化，且与语境高度关联。从机制上看，这些新颖的隐喻表达往往源于对“死喻”的重新激活以及通过选择高度个性化的源域来实现。夏目漱石作品中的隐喻不仅构建了独特的文学意象生成机制，更将时代精神、个人哲思与情感体验熔铸于文体表达之中，为解读其作品的思想深度与艺术创新提供了关键密钥。
战时曾是太宰治忠实读者的竹内好在战后对太宰治及其作品《惜别》进行了多次批判。这一批判往往被视为竹内好对太宰治歪曲鲁迅形象的抗议，而忽略了二者在思考中日关系方面的重大差异。通过考察太宰治与竹内好思想的互文关系，足以暴露出太宰治试图凭借帝国主义的话语逻辑将中国吸收到与“西洋”对抗的“东洋”之中的思想局限；另一方面，则能够呈现竹内好以“落后中国”为反语揭示出近代日本在“西洋”与“东洋”分而治之的结构性矛盾中走向自我毁灭的理论价值。
作为战争时期流亡中国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鹿地亘的鲁迅论有着特殊意义。与鲁迅的交往不仅影响了鹿地亘的文学观，还在思想层面重塑了他对革命的理解。流亡中国期间，鹿地亘通过翻译鲁迅的杂文作品，推动了鲁迅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在战后日本知识界围绕“政治与文学”展开的论争中，鹿地亘以其独特的鲁迅论为基础，提出了强调文学与革命结合的“革命人”的文学观。尽管鹿地亘的鲁迅论长期被竹内好的“竹内鲁迅”论所掩盖，但以中野重治的鲁迅接受为线索，可以挖掘出一条重要的“左翼的鲁迅”的接受路径，为反思日本鲁迅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批评视角。
“杜甫不赋海棠诗”文学公案在宋元时期聚讼纷纷，甚至传至日本。诗文、日记、东坡诗抄物等五山文献中，杜甫与海棠的意象组合反复出现，基本沿袭了宋人对此文学公案的认知与论断。而杜甫忠义形象在五山禅林的流转，反哺了“杜甫不赋海棠”带来的孝道观念，忠、孝两种儒家观念糅合叠加，赋予了杜甫孝道模范形象，完成了这一组合意象由遗憾到忠孝的解读。杜甫与海棠的关系不仅是文学符号的延续，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经典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传播与本土文化再创新。
1921年出版的《中国传说集》是日本第一个面向儿童翻译制作的中国志怪故事集。译者木下杢太郎翻译该书与其中国游历及日本文化观的转变有关，也受到法国汉学家戴遂良所编《近世中国民间故事》的影响。译者认为中国志怪小说具有研究中国传说、中日文化关系的价值，初版发行商期待的是它对于日本儿童文学所能提供的创作资源，而1940年的再版发行商则更注重其有助于战争时期日本人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价值，由此反映出二十世纪前半叶日本对中国志怪小说的接受存在“轻文学性而重资料性”的特点。除木下杢太郎之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有其他日本译者关注、参考西方翻译的中国志怪故事，这个现象表明中国志怪小说日本传播中还存在“中国→西方→日本”、也即“西传东渐”的传播路径。
由清高宗敕编的《唐宋诗醇》，不仅深刻影响了清代中期以后唐宋诗歌的接受，同时也覃敷海外，在日本汉诗界同样得到深广的接受，被日本知识阶层自发奉为学诗之范本，反映出皇朝文治之下的权力渗透作用。就唐诗学而言，《唐宋诗醇》的东渐改写了日本江户后期直到明治的唐诗接受路向，此后涌现出大量有意借鉴甚至直接选注《唐宋诗醇》的日本唐诗选本，韩愈和白居易的诗歌重获关注，“李杜韩白”的唐诗经典范型也自此积淀为日本汉诗界的共识。
“日本精神论”是九一八事变后盛行于日本的一种法西斯主义思想潮流。二战前，大多数日本学者都曾发表过各自的“日本精神论”，通过鼓吹所谓的“日本精神”来表达对战争的拥护与支持。其中，纪平正美相继出版了诸多有关“日本精神论”的著作，被视为该领域的“权威”。他的“日本精神论”之特征在于，一方面鼓吹在行动中体会“日本精神”，一方面强调日本家族制度中“孝”的重要意义。在根本上，这是由纪平哲学中的日本阳明学信仰决定的。可以说，纪平正美能够从以往的哲学研究迅速转向“日本精神论”的宣扬，日本阳明学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儒家道统说在圣圣相传后的传承谱系争议颇多。日本古义学家伊藤仁斋指出后世道统图有将大公之道私有化之危，转而从道本身而非传道之人出发，力图保此道之大全与大公，并提出“血脉意味论”这种专尊“语孟二书”的学问之方。“血脉”是例如仁义的道统之旨，具有指引性、规定性与一贯性；“意味”是圣贤书中之深意，具有广大性、平易性、难知性。二者有着源流、先后、难易三种关系与纵横两个纬度。仁斋的“意味血脉论”引起了朱子学者们的反击，而被指责为“家言”，“非真血脉”，使得仁斋长子东涯对其道统论进行了“删削”与“调适”，将“仁斋学”变得“东涯学化”。东涯的含容谦退是为了古义堂的发展而避免现实的学术争端，但无形中损害了仁斋学的精神高度。
朱彝尊著述于十八世纪前期，以书籍贸易的形式传入日本，其中《经义考》在中土刊刻仅四年后便被携至日本。朱彝尊文集传入日本后，引发江户文坛的兴趣，和刻本《曝书亭集》以及村濑诲辅编纂的《朱竹垞文粹》等选本相继刊行。与此同时，朱彝尊的醇雅文章在江户文坛逐渐流行，成为松崎慊堂、安井息轩等人的取法对象，对当时的文坛风气有所矫正。朱彝尊《经义考》传入日本后亦备受江户儒林推崇，猪饲敬所、海保渔村等名家大儒都曾抄录、研习此书。尤以大田锦城最为推崇朱彝尊，其代表著作《九经谈》受《经义考》影响明显。朱彝尊不仅对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其著述远播海外，对日本江户后期汉文学的发展、考证学的兴盛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