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名称： 日语学习与研究 创办日期： 1979 主办单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刊期： 双月 电话： 010-64492401 010-64493203 Email： ryxxyyj@vip.163.com 国内统一刊号(CN)： 11-1619/H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2-439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朝市监广登字20190017
古代日本的新年节俗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这一影响发生的前提是中国古代历法的传播。历法改变了上古日本人使用自然历的历史，为中国古代新年习俗传播日本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历法赋予了新年以特殊的文化意义，而日本古代新年一系列节俗都与这一特殊意义密切相关。明治维新后，日本采用西洋历法，新年作为岁首第一天其节俗被横移至西历元旦，最后成为今天日本的新年。日本新年文化这一变化与中华民国使用西洋历法并经历政府强行推行西历元旦，但旧历新年依旧被普遍认可和使用形成鲜明对比。
越南是汉文化圈重要国家，以元旦为首的阴历岁时文化体系至今仍蓬勃发展。越南的年保留了相当多的中华旧俗，又有独具特色的交承礼，灶君骑鱼，祭祀以槟榔蒌叶。阮朝君臣唱和元旦诗，官衙民间放炮立春竿，漂流至越南的中国和日本异域人士则在元旦日感时思念。岁时节日承担了东亚人民的礼俗与情感。中越两国人民同时共俗，美美与共，在节日的和谐中实现中越命运共同体构建。
针对传统节日春节在韩国的变迁与传承，着重分析了其在朝鲜王朝时期的繁荣发展、“二重过岁”现象、日据时期的文化危机、战后重建期的政策压制，以及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复兴。春节在朝鲜半岛乃至今日韩国，历经千年积淀，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朝鲜王朝时期，儒家思想主导了社会文化，春节成为祭祀祖先和尊重长辈的重要节日，形成了丰富的礼仪体系与文化习俗，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然而，近代以来的外部侵扰与政府政策调整削弱了春节的文化内涵，使其一度面临存亡危机。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韩国经济文化的复兴，春节传统逐渐恢复并融入现代生活，但也面临着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传承与创新挑战。
早期琉球社会基于太阳、稻谷等自然物崇拜思想设置时间循环单元“年”的起始点，这一传统在明琉之间建立“册封-朝贡”关系后逐渐被源自中国的“元日”所置换。元日节俗传入琉球群岛与明廷持续赐历琉球、琉球转口贸易蓬勃发展以及华人移民群体在琉球的活跃表现等因素有关，而琉球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东南亚地区的交流也为该节俗的传播创造有利条件。琉球王府的实践能动地将“元日”范畴所含政治文化逻辑与本地传统结合，并将逐渐获得社会基础的节俗塑造为彰显王府权威及展示自身主体性的有效工具。然而王府规范化节俗的尝试亦蕴含着“反规范”的可能性，琉球元日节俗的独特性和生命力正由此而生。元日节俗传入琉球并非岁时活动在不同族群之间的简单移植，而是诸多政治主体角力的动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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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爱因斯坦曾任教于牛津大学。一日，他的助手在陪他漫步校园时颇为不解地问道，“您刚给物理系高年级学生出的这份考试题，和一年前给同一班级出的考题不是完全一样吗？您怎么能这么做呢？”爱因斯坦说，“是的，是的，完全一样，但答案已经变了。”这位物理学巨擘的做法，在当下的大学里无疑会被认定为重大教学事故、遭受处分，又或被认为是一位不负责的教员之狡辩托辞，这且不谈；旧事重提是因为他的回答中蕴含着值得今人深思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问题与过去相同、而答案已经改变了的世界。对于身在外语学科的我们而言，题目还是那个题目——学科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是的，答案或许变了。曾几何时，外语专业是可以睥睨自雄的骄子专业，报考者众多，录取分数线极高，就业出路甚好。
<正>10月19日，由《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社主办，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承办的“2024年度《日语学习与研究》作者交流会暨山东地区日本学领域青年学者论坛”在曲阜师范大学成功举办。论坛期间，来自省内外10余所高校的近40位日本学领域专家及青年学者参加了本次学术活动。
“理解当代中国”多语种系列教材在高校外语教学中的应用，体现了翻译教学与课程思政的有机结合。系列教材中的《高级汉日翻译教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涵盖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旨在通过翻译教学培养高素质的国际化外语人才。教材在词汇、语句和选段三个层次上构建了翻译教学策略，有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政元素与翻译实践相结合，不仅帮助学生掌握翻译技巧，同时深化其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理念的理解，提升跨文化沟通能力，为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的高素质翻译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来，大量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回到国内高校日语专业任教。据观察，这些教师很容易在回国初期的科研工作中产生焦虑心理。对此，本文以5类不同专业方向的5名留学归国青年日语教师为研究对象，使用PAC分析法调查了汉语学术写作焦虑的种类、特征及产生原因。调查发现，5名教师的汉语学术写作焦虑涉及写作至投稿全程，在学术论文的语体特征掌握、研究选题设定、专业术语使用上有着普遍的焦虑体验，对投稿刊物选择、论文录用情况、退稿论文修改也具有明显的焦虑情绪。其中当前高校科研评价制度与日语学科教师发文平台受限是致使青年教师感到焦虑的主要外部因素；另外，留学日本导致缺乏学术汉语和汉语术语知识，也造成对国内相关领域的学术动态、研究范式、期刊杂志等缺少了解，这一学术经历则是焦虑产生的主要个人因素。最后提出了建议，以期为该群体的专业发展提供参考。
以《阿Q正传》的人工译本为参照系，运用计量文体学方法考察汉日机器翻译文本，可以揭示其在词汇构成、文体、遣词造句以及句间承接等方面的特征。词汇丰富度分析发现，GPT-3.5用词最为单调，与人工译本差异显著。Google、GPT-4译本与人工译本的差别不明显。但机器翻译不会主动补译，不利于准确传递源文本蕴含的社会、文化、风俗等方面的丰富信息。词源分析发现，机器译本更多地采用了汉源词和外来语词汇，表达更接近书面语，不如人工译本生动、自然。聚类分析发现，机器译本与人工译本在文体特征方面差异显著。前者使用动词偏多，使用修饰词偏少，MVR值低，表达的精确度和语气的丰富度较低，语气较为平淡，情感色彩不足。这对于翻译小说、戏剧等需要传递细腻语义、情感的作品尤为不利。在句间承接方面，无论是Google，还是ChatGPT，所用接续词都不如人类译者丰富、准确，且表现出更强的规范化翻译共性特征。这使得部分译文未能正确还原源文本的前后句逻辑关系，影响了译文的忠实性和可读性。这些都是译后编辑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汉日同形词“拒绝”和「拒絶する」均表示“不接受”“不采纳”或“不服从”。“拒绝”一词所接宾语多指代特定具体的对象，且常以“一量（形）名”形式出现「，拒絶する」一词所接宾语则多表抽象意义，且多以光杆名词形式出现。在句法上，两者均可构成羡余否定，汉语较日语常见且多用于口语体中。此外，两者均可允准否定极项词共现，但汉语“拒绝”还可添加显性的否定标记。由于语言类型的不同和中日文化差异，汉语“拒绝”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日语「拒絶する」，且在书面语体的各种文体中均有一定分布「，拒絶する」则仅以书面语体的「書籍」等文体为主。
以“请求—拒绝”角色扮演会话为语料，采用话语过程分析法，分析动态语言交际过程中话题上的说者与听者角色交替样态，探究汉日拒绝会话建构类型的异同，揭示差异背后蕴含的心理动因。研究发现：1.汉日拒绝会话均存在“角色固定型”“协作的角色回归型”“短暂竞争的角色回归型”“说者角色竞争型”四种建构类型，其中角色固定型在汉日拒绝会话中均不多见。2.汉语拒绝会话中，双方占据说者角色进行言语互动的情况较多且持续时间长，反映“自我本位取向”的“说者角色竞争型”居多；日语拒绝会话中，双方占据说者角色进行言语互动的情况较少且持续时间短，反映“他者本位取向”的“协作的、短暂竞争的角色回归型”居多。
1923年的“关东大屠杀”事件反映出日本社会底层民众的情绪、媒体鼓噪与政治围剿的上下合流，导致了对朝鲜人群体的极端暴力和系统性迫害，揭示了当时日本社会内部深刻的民族矛盾和政治操控。大正时期，关于朝鲜人的报道中，就频现“不法”“暴动”等负面评价；在关东大地震后传言遍布、人人自危的极端状况下，日本人对“在日朝鲜人”、统治者对持异见者的排斥心理被进一步放大。屠杀一事也被自辩为是正当防卫、维稳之举，从而真正的罪责问题在政府隐瞒、媒体粉饰、皇室特赦中逐步被虚化、消解。媒体报道中自警团的“失控”，与震灾日记中日本人参与屠杀“外地人”或冷眼旁观时的麻木互为表里，而强制推行的“戒严令”又为军队、警察及其他权力外围组织的暴力性作了掩护“。关东大屠杀”事件呈现出了近代日本内部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民族国家症结的一面，日本帝国有预谋地制作和遮蔽史实，拒绝了后来者对相关事件按图索骥地进行再调查、再评价、再审视；由此，占据主流的官方叙事为“屠杀否定论”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也与民族仇恨、极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蔓延构成了现实因果关系。
明治维新后，伴随着日本在历次侵略战争中所占殖民地区域的逐步扩大，如何管控殖民地成为帝国主义日本的焦点问题。为构建符合日本利益的殖民政策理论体系，具有半官方性质的帝国大学纷纷吸纳学界精英，开设殖民政策讲座，著书立说以针砭时弊。就整体而言，日本殖民政策学根据学科发展情况可细分为雏形、体系、批判、僵化五个主要阶段特征；就个体而言，东京帝国大学作为殖民政策学科的研究重镇，以新渡户稻造、矢内原忠雄、东畑精一为代表的研究者，其研究贡献贯穿了殖民政策学的历史轨迹。殖民政策学的基本发展脉络揭示了日本战前政治与学术之间紧密关系，在政治局势缓和时，殖民政策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简单粗暴的殖民政策；当政治趋于极端化时，则失去了学术独立地位，沦为了侵略战争的理论宣传工具。